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渐次提出，形成一个完整的面向未来的政治宣示。这代表了新时代的中国建设事业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强调通过每个方面的深入推进和各个方面的协调互动完成对“中国问题”的整体回应。理解“四个全面”要有对“大历史”的敏感，从世界史和民族史的叙事中寻找理解“中国问题”的坐标，进而为“中国道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一、从“中国故事”理解“中国问题”
理解“中国问题”，要明了“中国故事”。中国近代以来面对的最大形势，就是一个具有中心和边缘的世界体系。明清以来，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外溢的力量就开始波及中国。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荷兰殖民者攻打台湾就是早期商贸资本主义对中国造成的扰动，只是彼时的扰动还可以限制在东南一隅。直至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对生产对象和生产环节重新设定，对社会运行的制度体系重新塑造，产生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最终落实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具有扩张的冲动，极力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和消费，中国才受到强烈的震撼，再也不能脱身于外。
这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汉代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的文化交流历程极不相同，第一，这次的文化碰撞携裹着武力压迫和对抗，“中国”与“西方”，“古”与“今”的冲突尤其剧烈；第二，文化碰撞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文化”，西方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运行、社会构架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文化”系统，整体呈现出了压迫的力量；第三，“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表现为以“西方”为发动力而结构起来世界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和中国历史上熟谙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并不对应。作为现代化游戏的后来者，中国既需要融入，又需要自主；既需要模仿，又需要创新；既需要发展，又需要平衡，走一条有战略定力的道路着实不易。这就是“中国问题”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中国道路的契机非常独特。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世界兴起，为中国面对西方提供了一个理论立足点，它所允诺并已经兑换出来的现实引动了中国人社会革命兼民族革命的热情。社会主义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式的生产关系将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矛盾暴露也最充分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即欧亚大陆西端首先发展起来。历史的行程至为曲折，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在此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形态的国家，恰恰首先主要产生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苏联、东欧、东亚、东北亚、南亚。从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峙，增加了一重崭新的内涵，即后发展国家与先发展国家的紧张关系，或者说，以“西方”为发动力而结构起来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一种对峙关系由于叠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分裂格局而获得加强。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议程设置，一是建立能够超越野蛮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故事”的基本脉络，是当代中国各项事业的最大背景，透露出作为主要政治角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
二、“中国道路”的三个追求：求强、致富、能安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课题是，走出“边缘”，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化“中心”。以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为动力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具有等级性，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体系决定的。在这样一个具有等级的世界体系中，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一个问题，是做“头脑”国家，还是做“器官”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幅员辽阔的国土，那么巨大的人口聚集，注定要在东方成就出一个新的现代化“中心”。在这个征程上，中国有求强、致富、能安三个追求，而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
对于作为“边缘”的中国，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交往而来的，有旧的社会关系解体带来的战乱和失序，有新的社会关系引入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社会在此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获得“进步”和“成熟”。它的“成熟”，最终要落实到：把“中西之争”、“内外之争”所造成的“古今之争”尽皆弥合，用创造新的事实的方式，贯通旧有历史，建立起自主的国家，重新恢复自主地与外界沟通的能力。这就是对外“求强”。而“强起来”，又取决于内部能否统一起来、相安共处，各种力量能否整合起来，所以“能安”与“求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旦进入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我们的生活理想不再止于“天下太平”“相安无事”，因为“社会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进步的重要议题就是改革生产流通体制，改革民意流通体制，改革知识流通体制，使物尽其才、货畅其流、人尽其力，社会财富增加，整个社会发育繁荣，构成一个有活力的能够与世界进行通达的社会有机体。这就是说，“致富”是“求强”“能安”的支撑。这三个问题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课题。
三、“四个全面”：在时代的潮流中求解“中国问题”
求解“中国问题”要因时而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重新构造了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打造了国内与国外联系的纽带，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今天的中国，有理由和条件再出发再前进，保持改革开放的成果，并进行新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故事”的叙述中，“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都意味着各个课题的交织、互动和渗透。当今提出的“四个全面”正是站位于此，回应和求解“中国问题”，是“中国道路”的时代内涵。协调推进这四个方面的发展，我们应当明确这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改革贯穿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始终，面向未来，因时因地，无有止境，已经成为应变开新的时代精神，引领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全面深化改革”，重在“全面”和“深化”。改革所面对的既有传统自然经济时代的长久负担，也有与新时代不相合的机制。由于一些机制是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形成的路径依赖，所以，改革往往也意味着自我革命。以改革为名的时代已经有四十年，我们再也不能满足只管“增量”悬搁“存量”、只管“数量”忽视“质量”的现状。四十年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号召和政治资源。我们可以更得力地调整各个领域的“双轨”，狙击各种形式的“既得利益”，激发创造力的不断涌现。此谓之“全面”。我们应该把作为工具的改革所积累的共识升华为一种制度的精神，让改革成为具有自我生长能力的社会内在机制。此谓之“深化”。我们要拒绝违背潮流的“不改革”，摈弃害国扰民的“坏改革”，防止改头换面的“假改革”，抵制畏葸不前的“慢改革”，积累改革的共识，保持国家的锐气和朝气。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以改革的方式完善自身建设，入手处是依法依规从严治党。从以农业、工业为主要支撑的时代，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应当更加着力于如何使得组织网络适应新的人群聚集方式，不因僵化而飘浮；如何使得权力体系适应开放型社会的要求，不因封闭而腐化；如何使得权威基础适应服务型政治的要求，不因固守而动摇。在此会发现，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密切相关。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偏于“治下”疏于“治上”、重视“管民”忽视“管官”的不当倾向。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法治的地位，依法用权，确保权为民所用，维护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性品格的政治性和权威性；需要进一步使刚性的法律成为流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的恒常的稳定器，建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制度基础；需要进一步以法治的形式不断巩固民众的共识，增强法治基础上的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执政党的自身发展，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法治是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领导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最重要方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不断外溢的效应会带来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又需要政治意志的决断力，因为市场有力不及处，中国的发展格局复杂而不均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检验四十年改革事业的一块试金石，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基本要求，所以也是一项政治承诺，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之所在。即便从经济本身的逻辑看，建成小康社会，扩大内需，提高购买力，是实现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就会导致发展不可持续。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看，如果不能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一是无法建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导致经济后续发展乏力；二是民众在经济领域中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人心失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整合国家作为一个友爱共同体的基础，不是出于对一部分人的“怜悯”，而是站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对这一个友爱共同体的悉心呵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光注重竞争，还注重合作；不光注重个体，还注重群体；不光注重当前，还注重长远。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议题上，决不可有一点含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获得其他三个“全面”的援手，通过改革，在东西部、南北方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政与商之间，疏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资源配置渠道。通过依法治国，让经济发展切实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意愿。通过从严治党，结合依法治国，用强大的政治决断力摈弃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绩导向。
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涉及当代中国事业最为关键的四个板块，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关。“四个全面”，每一个方面都贵在“全面”，同时，这四个方面共同“全面”地构成了继续回答“中国问题”的求解方向。随着中国事业的开展，走出“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就越需要凝聚更大的力量，“破旧”更要“立新”，“单兵作战”要成为“整体突破”，越来越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战略选择来做好这些工作，所以要“协调推进”这四个方面共同取得成效。
四、重视“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关键
结合关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论述，可以看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呼应着一个更宏大的追求，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回顾“中国道路”的三个主题，以对外“求强”为主题来实现“致富”“能安”的思考方向，以“致富”为定向来实现“求强”“能安”的思考方向，值得有新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求强”“致富”“能安”各自更为细致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更深入的互动关系。“求强”的内涵除了硬实力强外，还增加了软实力；“致富”之后，先富的群体期望把更自由更具创造性的事业作为一种可预期的生活方式，富而能安；后富的群体期望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贫而能富；“能安”不再仅指单纯结果上的稳定，而是在协调各类冲突的过程中有公开的、稳靠的调节机制。如今在“求强”“致富”“能安”三者之中，具有新鲜涵义的“能安”成为对“求强”“致富”具有辐射性、启动力的关键要素。
我们此前注重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如果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则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公正、稳定”四者的关系。公正，是达致“能安”的关键要素。而公正的实现，尤其需要法治提供的框架。有了法治的公正或许难以尽善尽美，而没有法治，根本无公正可言。有了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有矩可循，委屈的利益有申诉的渠道和公开的维护，公正的达成特别需要法治所具有的妥协精神。法治是人们信任社会的最根本的倚靠。有法治保证的公正，是人们能够各安其份的最根本的动力。只有法治前提之下的“能安”，才能为发展提供软实力，使近者悦，远者来，使创造性的活动充分涌现，这正是新时代“求强”的先在条件，“致富”的必然依靠，是中国成长为现代发展中心的内在要求，是民族的元气真正得以养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