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史上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并长久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卢梭的《忏悔录》了。
卢梭这个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获得最大的进步，以致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曾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卢梭在《忏悔录》的另一个稿本中，曾经批评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
十六世纪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随感集》中不就是这样，虽然也讲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卢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认识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但要公开承认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巨大的勇气。人贵有自知之明，难以严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吗？
显然，在卢梭之前，文学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作家（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有此勇气呢），于是，卢梭以藐视前人的自豪，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装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卢梭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诺言，他在《忏悔录》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麦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
必须承认，《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发射出理想的光辉，也不只是裹在意识形态的诗意里，而是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井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
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真实的自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
而且它的价值还在于，卢梭追求绝对的真实，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最直接的动机和意图，显然是要阐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通过现身说法，使自我批评和忏悔导向了对社会不平等、金钱的腐蚀作用的谴责和控诉，对人性恶的挖掘转化成了严肃的社会批判。
因而，它与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于财产不平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脉相承，这一部论著以其杰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