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一代宗师的顾炎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文人。
1682年2年15日，这位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清学“开山始祖”离世。身后留下《日知录》、《音学五书》、《韵补正》、《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多部传世名作。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作《顾炎武手不释卷》一文：“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由此可以窥见其治学之严谨，求学之认真。
不讳言“财”“利”，明道救世
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
顾炎武明确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日知录》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
问世三百多年来，《日知录》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顾炎武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顾炎武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
顾炎武《行书手札》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顾炎武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古学之兴，始开其端
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由此被清代学者汪中（《国朝六儒颂》）盛赞：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如今，顾炎武已故去300余年，长眠于江苏千灯镇，其“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仍为后人所敬重。他的确担得上近代诗人林昌彝的评价：“独超千古，直接老杜。”